中心梁巧梅教授、刘丽静博士与柏林工业大学Felix Creutzig教授等合作的论文“Electricity end-use and construction activity are key leverage points for co-controlling greenhouse gases and local pollution in China”在气候变化领域权威期刊Climatic Change发表。

   以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问题，以及以污染物排放增加和危害健康为主要特征的局地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已经日益受到了各界的关注，急需相关的政策响应。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该研究以中国为例，从生产投入结构和最终需求结构的角度出发，基于2012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和环境排放数据，评估了生产部门的中间投入结构和消费、投资及出口结构的调整对温室气体（CO₂、CH₄、N₂O）和水（COD、氨氮）、气（SO₂、NOx、烟（粉）尘、CO、NH₃、PM_2.5和NMVOCs）、固（工业固体废弃物）三种形态污染物的协同控制作用，并量化了由此产生的经济影响。为此，作者改进了现有研究中针对单个部门排放的基于投入产出的弹性分析方法，使之能够度量任一中间投入结构或最终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的全国层面不同环境排放的变化，且采用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在核算环境影响的同时，评估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影响（包括全国层面的GDP和就业的变化，以及行业层面的环境收益和利润损失）。

   研究发现，从生产投入结构的角度看，大多数具有协同减排效果的生产投入关系均与相应生产部门的关键性原材料相关，而非关键性原材料的投入关系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过程对肥料的投入使用，以及多个部门生产的电力投入。具体而言，相关政策措施可以聚焦于多个行业的电力投入 (包括电力行业、化工原料制造业、有色金属合金及铸件制造业、金属制品工业、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业等)；房屋建筑的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的投入等。除电力投入外，仅农业的化肥投入一项调整关系与非关键原材料相关，这与我国目前减少化肥使用的举措是相一致。从协同控制环境排放的角度出发，应继续保持这一结构性措施。 此外，房屋建筑和土木工程建筑的投资，钢铁和金属产品的出口，以及城市居民的电力消费也需给予更多关注。

图：中间投入变化下调1%时的环境排放和GDP变化